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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王亞民:玉器、玉文化及其民間藏玉

2018/9/6 玉雕大師網 作者:王亞民


王亞民(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兼紫禁城出版社社長)

玉的歷史,也就是玉開采和使用的歷史,遠遠超過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

在中國,細數諸多文物藝術,能超過并伴隨中華文明,見證華夏民族演進、發展歷程者,既非繪畫、青銅器、陶瓷,亦非其他文物藝術,而是時間老人的見證者——玉器。

玉器,在中國歷史上長時間地占據很重要的地位,這是西方文化所沒有或少見的。

我們有必要把對玉器的研究作為切入點,把考古學的研究與中國傳統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研究結合起來。這是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研究玉器后得出的結論。

在中國歷史上,諸多文物藝術大多是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譬如青銅器發生在夏商周,紙質繪畫出現于造紙術發明之后,唐三彩是唐代特有的雕塑藝術,瓷器到唐代趨于成熟、宋代以后才達到高峰,唯有玉器這條實物主線,才能較為形象直觀地演繹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


一、

中國玉器,即華美溫潤的玉石從自然界中被開采并經雕琢后,成為人類生產、生活必不可少的器具和飾品。

這個時間可以上溯到河姆渡文化甚至更遠至北京山頂洞人時期。

玉器史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即原玉期、神玉期、王玉期和民玉期。

原玉期是從玉器的起源開始,直到新石器時代中期。這個時期先民把玉與石區分,以美石來界定玉,玉的質地、色彩被早期人類所關注,形成了原始質樸的美感。這一時期玉器制作,從最初仿造石器的鉆孔、磨制,逐漸形成獨立的琢玉技術。

原玉時期,每一件玉器的產生,首先考慮它的實用性,然后才是它的觀賞性。

玉鏟

器形主要與早期人類生存有關,大體分為生產、狩獵等實用工具和生活裝飾兩大類,前者有鏟、斧、錛、刀、鉞、鑿等,后者有釧、環、珠、鐲、笄、璜等。也有一些璧、琮等,它們可能是用來祭祀的。

玉璜

形成這種現象之緣由,一是遠古時期利用石器進行生產、狩獵或打仗,從石器中分離出來的玉器,較石器更為堅韌、銳利,一件玉兵器、玉工具的使用壽命較同器形石器打造的同類型器具要長得多、效率也高得多。所以,當時擁有一件玉工具、玉兵器,就如同當代擁有新式農機具、新式武器一樣,效率要比一般石制器高出幾倍、甚至更多。

二是早期人類的任務,除了維持生存以外,就是種族的繁衍。這樣,男女之間為了吸引異性的注意,本能地要裝飾自己。試想當時,在一個鮮花盛開的春日,和風輕拂楊柳,青年男子把那些色澤晶瑩的“美石”,經過耐心細致地打磨后鉆上小孔,穿上用心捻就的小繩,系在自己愛慕的女子胸前,女子臉龐頓時泛出羞澀的紅暈,那是一幅多么動人的場景。

那么這塊“美石”是什么?這塊“美石”就是玉。

人類在長期制造工具的過程中,發現玉不同于其他石頭,它以細膩的質感、美麗的顏色、溫潤的光澤為人們所喜愛。北京山頂洞人遺址出土了一些大小一致的白色小石珠和黃綠色卵形穿孔的美石,這是到目前為止發現最早使用玉(泛義玉)的記錄。


這說明,早在18 000年前,早期先民已經發現玉的獨特美,并作為裝飾品開始使用,以引起異性的關注。這是人類社會的原玉時期。


二、

從新石器時代中期始,一直到形成國家的夏朝,人類社會進入神玉期。

新石器時代中期,人的意識和思維相比原始狀態有了很大提高,開始思考人與自然、物質與精神、生與死的關系問題,但是這種思考還是不成熟的。

譬如,當時認為夢中的景象不是人身體的作用,而是獨立于身體之外靈魂的活動。人活著的時候,靈魂寄居于人體之內,人死之后,靈魂依然存在。

靈魂不死的觀念,長期以來為人們所認同。在古人看來,鬼神的威力遠大于人,人在世間許多無法解決的自身問題,諸如生死、疾病等,都可以企求冥冥之中的鬼神。


同時,石器時代生產力極其低下,人們認識自然、適應自然的能力較弱,對電閃雷鳴、刮風下雨、地震海嘯等自然現象無法做出合理的解釋,因此認為宇宙萬物皆有神靈存在,不論宇宙自然,還是人類社會都由神靈主宰。人們為了生存和更好地生活,要不斷地在祭祀中與神靈溝通,祈求得到神靈啟示、眷顧的儀式中,漸漸形成了專業“巫師”隊伍。

在長期祭祀活動中,巫師發現了玉不同于當時其他材料的特點,即玉除了堅韌、色美之特性外,還隨著季節的變化、時間的推移,表面越發光潔潤澤。同時,玉之潔凈細膩如果肉、光澤油潤似脂肪,容易使人想象為食物。

史前社會以及整個古代社會,吃飯穿衣是人類第一需要,農耕、狩獵、采摘等都是為了滿足人們飲食生存的第一需求。人們所進行的祭祀活動,主要目的就是祈求神靈保佑,四季風調雨順,人們獲得充足的食物。巫師在祭祀中,將像美食般的玉擺陳出來,以玉事神。

《山海經》就這樣記載:人需要以谷物、肉類和果實為食物,黃帝以“玉膏”為食物,神靈以“玉”為食物。其實,玉供神食用僅是玉眾多功能之一。

玉的諸多物理特性,使玉具有巨大的想象空間。

巫為玉注入了神性,玉便成為巫與神溝通的媒介。巫不是神靈,但可以通過玉了解神靈的旨意,并逐漸成為利用玉與神靈溝通、管理氏族部落的精英。巫為了維護其統治,掌管各種祭祀活動,專門制造神器,壟斷了玉的使用和解釋的權利。

隨著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的轉變,利用玉掌管部落和祭祀的巫,成為在經濟上占有絕對優勢的巫覡貴族。

由于對資源的不斷需求和壟斷的渴望,不同部落之間經常進行戰爭,許多部落通過戰爭這種手段,兼并了弱小部落,形成了社會規模更大的酋邦。作為酋邦首領的巫覡出于統治的需要,大規模發展玉器制作技術,使得史前玉器空前繁榮。

傳說中的黃帝、炎帝、顓頊、帝昊,以及西天王母等神話人物,并不是古人憑空捏造的,他們應該是遠古社會集政治、宗教、軍事于一體的酋邦首領(巫覡)。

他們既是政治領袖,又是宗教領袖,并且所掌管的宗教權力,遠遠超過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和軍事統攝力,這樣的看法,可以從近幾十年來的考古成果中找到例證。

勾云形配

在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遺址中,發現了大型祭壇等宗教性建筑遺跡,以及大量玉神器。玉神器包括巫事用的法器、裝飾,以及祭祀不同神靈的器物,如紅山文化中勾云形器、龍首玦、發箍、丫形器,以及神人、龍、龜等;良渚文化的琮、璧、璜、鉞,以及山形器等,而琮、璜、鉞、山形器等器物上的神人獸面圖案,應是良渚文化部落的最高神祇。

神玉期,玉的特征就是神性,器形以神器為主。玉器制作不求形似、重在神韻,玉器樸拙而神秘,是遠古時期通神的重要工具。


三、

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了一個人口急劇增長的階段。

當生產力沒有取得長足發展的情形下,人口增長的直接后果就是資源的緊缺,為了爭奪有限資源、拓展生存空間,部落與部落、酋邦與酋邦之間頻繁的發生戰爭。

有關上古文獻記載這一時期一些大的戰爭,諸如黃帝與炎帝的戰爭、黃帝與蚩尤的戰爭、顓頊與共工的戰爭、共工與高辛氏的戰爭、堯與三苗的戰爭、舜與三苗的戰爭、禹與三苗的戰爭等。

由于頻繁的戰爭征服,強大的黃帝族首領與其他部落酋長形成權力逆向運動,帶來了酋邦之間的不平等關系,酋長制逐漸演化成為君主專制制度,第一個國家——夏朝建立了。

國家的形成是通過戰爭、暴力的手段,征服其他部落來完成的。

這時,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夏朝的建立,以及夏朝與周邊小國政治共同體的形成,擴張速度之快、統治區域之廣,嚴重超越了當時政治技術所能達到的范圍。

夏王為了維持國家以及共同體的穩定、發展,必然會挖掘各種傳統資源,然后重新進行政治整合,最為重要的傳統資源——原始宗教巫術,自然被拿來改造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同時,原始宗教中為神服務的玉,自然成為為王服務的玉。

王玉時代開始了。

在早期文字中,商代的甲骨文、鐘鼎文就有玉字出現。


玉字是象形字,“像三玉之連,其貫也”,就是說“玉”字像三塊玉石,穿在了一根繩子上。三玉之連,代表著天、地、人三通,正如漢代學者董仲舒所言:“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玉。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玉也。”

“玉”字在使用之初,與“王”字相通,《說文解字》中,玉被認為是“天下所歸往也”,寓指“帝王”。后來,人們為了便于區別“玉”與“王”字,才在“王”字右側加點。

玉戈

帝王是國家建立的產物,國家則是建立在暴力基礎之上,通過血腥戰爭完成的,手持玉戈、率領部落,在激烈廝殺的戰爭中不斷打敗其他部落,并不斷取得勝利的人被稱為王。

《史記·殷本紀》就這樣記載:“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商湯攻打夏桀,手持玉鉞,號令三軍。

玉鉞

商朝末年,周武王率諸侯之師,同樣手持黃玉鉞,歷數商紂王的罪行后,牧野一仗把商紂王打敗。由于玉是巫術操作的重要法器,玉器也就成為贏得天命認定、贏得神靈支持的象征,成為王權合法性的基礎。

這樣便可以理解歷史上,一件玉璧竟然價值連城,秦王愿意以十五座城池來交換的故事。

夏,以及夏以后的商、周,都是強勢的宗主國,周圍還有數量眾多的臣服小國。夏、商、周與周圍小國是宗主國與盟國的關系,其大小國王的關系不是主從關系,而是戰略伙伴關系。大國與小國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利益共同體,宗主國對小國的宗教祭祀、禮儀制度的影響,遠遠大于政治、軍事上的影響。夏、商、周三代,社會散發著濃郁的神秘巫術氣息,連空氣中也彌漫著神秘的意味。

三代立國之初,都在利用煩瑣的巫術儀式,來確立政治上的合法性,如啟建夏朝之初,有“鈞臺之享”,商湯滅夏后有“景亳之命”,西周肇始,武王于孟津大會諸侯,夏、商、周三大宗主國之帝王,其目的除了軍事宣威外,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活動,借助煩瑣的巫術儀式的神意,確立自己政治上的合法地位。

《大誥》云:非圣賢不足以知天命。天命的掌握必須通過占卜、通過法器來完成。周公認為,“文王遺我大寶龜”,因為周朝擁有最權威的占卜法器——“大寶龜”,所以周天子理所當然成為了解神意、通達天命的使者。

占卜使用的法器,玉是重要材質之一。因此玉的使用被編入國家法典,通過玉器的使用,以區別和穩定統治階級內部的等級關系。

周天子曾號令諸侯定時朝覲。春天朝見為朝,秋天朝見為覲,含有朝拜的意思。為表示身份等級的高低,周天子賜予每人一件玉圭或玉璧。

玉圭

《周禮·春官 ·大宗伯》 云:“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谷璧、男執蒲璧。”將王、公、侯、伯、子、男所執之玉作了等級上的劃分,而谷以養人,蒲以安臥,分別又作為璧的紋飾。

玉之器形最能代表權力的則是帝王璽印,譬如秦國的傳國璽:上面鐫刻“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它是天命的象征,誰得到了它,誰才是真命天子,才能獲得天下的承認。

乾隆年間的玉璽印章

《漢書》記載:“初,高祖入咸陽,得秦璽,乃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雖然這枚傳國玉璽后因戰亂而失傳,但具有征信作用的玉璽一直代表國家和皇權,是最高權力的標志。


四、

中國從夏、商時期進入青銅時代。這時,由于青銅器的廣泛使用,玉的開采和加工技術有了長足進步,象征權力的玉器,內涵與外延有了很大拓展。從現在出土的夏、商玉器看,大略為禮器、儀仗器、實用工具以及裝飾品等,其中出土的玉禮器門類較全、數量較多,這樣為西周及以后國家禮制的完善提供了基礎。

《周禮》一書詳備記述了用于禮的玉器,使禮玉的內涵、形式符合禮制的需要。“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琮、璜、圭、璧、琥、璋就是六種禮器,也稱“六器”。祭祀不同方位的神祇,所用的玉的器形是不同的。同時,在重要場合,不同身份、等級的人,所持玉器的規格、形狀、大小也是不一樣的,玉圭的不同形制突出體現了這一點,不同規格形制的玉器也就兼具等級差別,這是先秦時以禮器制約、鞏固君王統治的重要措施。


玉器的形狀、大小都有等級之分。僅玉圭一種,除了祭祀天地所用外,在玉圭中,還有琬圭、琰圭、谷圭之分,它們都是國王賜予使節行使命令的信物:琬圭用于國王結好諸侯,贊揚他們的美德善行;琰圭用于國王征伐諸侯,懲罰他們的違逆惡行;谷圭用于國王議和或下聘。這樣,玉成為王命的象征,人們望著被國王奉為神性的玉器,就像在仰望輝煌的權力。

一件玉器成為代表君王意志的信物,賦予其籠絡天地萬物的美好愿望,這便是玉作為禮器時所凸現的主要內容,是以禮為核心形成的玉文化。

周禮還規定了天子、諸侯的不同服飾,建立了嚴格的等級制度,如帝王冕冠前后備有“十二旒”,用白玉288顆。同時,還規定“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玫而缊組綬。古之君子必佩玉”。至此,玉禮器成為這一時代玉文化的主要特征。

東周之際,諸侯之間混戰始起,西周初期制定的禮玉制度受到嚴重沖擊。但是,這一時期玉器盛行,從帝王將相到布衣百姓無不以玉為貴,國家用玉還是主流,功能主要用于朝覲、盟誓、婚聘以及殮葬等,如春秋戰國時的玉圭,其重要用途之一,就是諸侯之間的盟誓活動。

這一時期大小諸侯戰事頻仍、征伐不斷,在這樣的形勢下,蘇秦、張儀等縱橫家登上歷史舞臺。他們為了游說諸侯,并且要訂立盟約,盟辭多書寫在玉圭之上,山西侯馬和河南溫縣的晉國盟誓遺址中,就出土了這種玉圭。

兩漢時期,統一的中國時代開始,采用玉石原料更為便利,新疆和田玉大量進入中原地區。“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這是《后漢書 · 西域傳》記述玉石之路上的情景:帶著玉符、手持信節,背負著使命的漢使絡繹不絕,風餐露宿,西出玉門關,馳驅于一座座驛站之間;那些西去的絲綢客商,東來的玉石駝隊,在日落前聚集關塞之下,裊裊的炊煙、悠揚的胡笛,驅散了商旅的幾多離緒、幾多鄉愁。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禮器、裝飾件為主的儒家用玉體系受到帝王的扶持。但是,玉器的禮儀性質已經弱化,“六器”中除了璧、圭等禮器還有一定的禮儀功能外,其他如璜、琥僅具有裝飾功能,琮、璋則很難見到了。

玉衣

這時,較其他朝代不同的是一種新的用玉方式——玉衣、玉塞、玉琀和玉握等葬玉的出現。同時,這時玉器的裝飾意味增強,且占有相當比例,純裝飾意義和具有實用性的玉佩大量出現,前者如組佩、串飾、龍形佩、虎形佩,以及璜佩等;后者如帶鉤、發笄等。最具觀賞價值、藝術價值的則是動物擺件、人物擺件,以及玉馬車、玉編鐘、玉燈、玉薰、角杯、獸尊、瓶、鼎、奩等器皿。這些作品玉質精良、雕琢工細、造型新穎,以其雄渾豪放、清逸灑脫的風格,在中國玉器史上,達到后人難以企及的高度。

玉編鐘

魏晉南北朝時期,承襲戰漢風格,但無論工藝,還是神韻已不能與戰漢相比并,唯有玉雕造像與同時代石造像一樣,造型精美,富有神性。但是,這一時期已是王玉時代的余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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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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